文/张樱烁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手稿。这份手稿是邓颖超在1982 年6月30 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1 周年撰写的，题为《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共有17 页，前两页由邓颖超亲笔书写，后面由她口述、秘书赵炜记录。通过这份珍贵的文稿，我们看到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鲜为人知的往事。
初心如磐，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就把党的政治纪律铭记于心。1921 年，周恩来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3 年，他在《伍的誓词》一文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此后，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地下斗争中，还是身处“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都自觉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保持着对党的绝对忠诚。
1924 年初，邓颖超参加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她曾说：“入党第一是为了国，第二是为了民。”邓颖超70余年的革命生涯都折射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周恩来和邓颖超认为，“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因为我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虽然他们的恋爱关系是在通信中确立的，但是两人在鸿雁传书中却从来都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直到经过党组织的沟通和批准，才知晓彼此都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前，周恩来离开武汉去九江。临行前，两人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而对于去做什么、待多久，都没有讲。之后，邓颖超看到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爆发了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肩负着更多的任务。他们常常互相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恩来向当时主管的负责人说，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秘密，对于相关工程和试验的情况，只允许参加试验的人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任何同志，包括家属和亲友。邓颖超也时刻谨记，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周恩来患癌之后，一次在与邓颖超的交谈中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双方虽然都知道即将面临最后的诀别，但他们依旧默契地、坚定地把没有说的话埋藏在各自心底。
严以律己，恪守党的组织纪律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两人协商一致：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有人向周恩来提议：邓大姐资历深，对革命作出很大贡献，给大姐在政府里安排个职位吧。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拒绝道：“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此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邓颖超则一直在群团组织——全国妇女联合会任职。我国刚刚开始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在工资等级表中，把总理和国家副主席放在一个等级栏内。周恩来审阅后，把“总理”二字勾下来与副总理放在一个等级栏内，将自己的工资降低了半格。当时，按照邓颖超担任的全国妇联副主席一职，工资级别应该定为行政四级，但等到周恩来审批时，他把邓颖超的级别压低至五级。对于这些，邓颖超不仅毫无怨言，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理解和支持。
1954 年12 月19 日，邓颖超在致外交部交际处的信中强调，有关国际外交活动要坚持原则，对于涉及自己“全国妇联副主席”一职的工作事宜，应该交由妇联有关部门处理；若涉及“周外长老婆”这一身份时，就交由外交部有关部门办理。据曾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回忆，她经常有机会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参加会议或者汇报工作，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邓颖超。这是因为两个人坚持党性原则，恪守组织纪律，互不干扰彼此的工作。
1982 年元旦，邓颖超得知党中央决定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度。这是建党和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来没有的新规定。她意识到，这项制度改革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制度的实施也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为了推动制度的顺利落实，邓颖超身体力行，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带头申请退休。她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自觉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执行退休制度，诚恳地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在退休以后，我仍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不懈地奋斗。”1985年9月，邓颖超主动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上，她辞去中央委员职务；1988 年3 月，邓颖超辞去全国政协主席职务。她说：“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但人的思想不能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并不是革命就到头了。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
清正廉洁，坚决不搞特殊化
中南海西花厅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生活的地方。这座老式旧平房由于年久失修，墙砖出现斑痕，墙皮出现碱印，地面方砖每到夏天就返潮。1959 年，工作人员趁周恩来出差之际，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装修。周恩来从外地回来，看到后十分生气，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拒绝入住，直到将新的家具搬出去、恢复到原来的面貌才搬回去。从此，他的房间再也没有大修过。为此，周恩来多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日常生活中，周恩来、邓颖超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穿、用、住，每一件东西都用自己的工资支付，住房要交房租，用水用电也要交费。邓颖超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后，也是自己花钱订阅《人民政协报》和《人民日报》，甚至连西花厅院内种植的水果，也是付费购买。
根据工作需要，周恩来每年都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视察，每次都明确指示要轻车简从，从而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一、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二、不准宴请、不准陪餐；三、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之类的东西）；四、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五、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店、不戒严。1970年1 月，邓颖超陪同外宾到延安参观。返程时，延安人民想给周恩来捎2斤小米。邓颖超笑着对大家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是回了一趟老家。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矩，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大家表示，小米是延安人民的一点儿心意，怎么好意思收钱。邓颖超语重心长地说：“延安人民的心意，恩来同志一定很感激。但他从来不违背党的规定，不然，你们这里出小米，他们那里出别的特产，大家你送一点儿，我送一点儿，那我们家里还了得！共产党不能搞这一套。”
邓颖超在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有人提出，由于她外出活动的增加，没有红旗车不方便。她却说，没有红旗汽车，一样做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她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她又拒绝了给自己增派秘书和警卫人员的提议。她向中央办公厅重申：“职务变了，但是一切待遇不变。”1979 年7 月4 日，邓颖超收到云南思茅（保山）军分区司令员范金标随当日民航班机给她带来的芒果。范金标在红军长征时，曾经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邓颖超当即在7 月6 日给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和第一副局长张瑞蔼写信说明此事。由于芒果无法寄回，就随信附10 元钱给范金标。同时，拜托他们告诉国内各趟班机的同志，以后凡是遇到有人给她带东西，都要婉言谢绝，“因为这种做法有嫌及特殊之嫌，不可为的”。
西花厅不染亭上的“不染”二字，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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